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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记忆

叶霖耘 杨雅茹 2017-01-30 15:36

漫步城间


上海人说上海故事,诉说的是依恋;新上海人说上海故事,寻求的是慰藉;那么对于这座城市里其余的社群来说,上海是个什么样?几个月前,一部名为《永远的上海》的短片引起了我的关注。片头即是一段商业大片级的都市鸟瞰镜头,夺人眼球的瞬间,却没打算用一连串现象级的震撼地标来轰炸你的视听,还未及你回过神来,镜头就拉入了一栋千丈峻楼中的飞驰电梯里,高速降落。随着一声清越的楼层到达提示音,未来的光影层层环环地闪入眼帘—欢迎来到地面,这里是真正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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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短短的三分十四秒内,你穿梭于上海的繁华街道、殿堂楼宇之间,见识这里富丽的万国建筑与庞然的交通网络,也一瞥夜上海的妖娆与年轻人的时髦,但这段时间内,最触动人心的,却是你出入世俗家庭,穿过弄堂窄巷时所窥得的,再也寻常不过的烟火气息—石库门里弄炖汤煮粥的阵阵香气,孩子们练琴、写作业的认真模样,老人下棋、搓麻的生活常态…… 这与当年所公布的另一条官方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上海,创新之城》相比,呈现出了上海在雄厚经济与科技实力之外,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或者说这才是上海作为城市本身的样子—而非一个象征经济集合体的社会符号。但你绝对想不到的是,渗透如此细腻感观和怀旧情感的短片,却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所导,创作人竟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印度裔城市学家JT Singh。


汉语学生,与其他外籍留学生不同的是,他对城市的存在和潜力怀有一种独特的好奇心,所以从那时起,他就与摄影师Rob Whitworth开始了勘探上海的征途,并在两个月后,做出了一部名为《这就是上海》的城市景观延时摄影短片。Singh将其当做课程作业递交给了学校。未预料到的是,这部短片竟然病毒式地在国内外同时走火,媒体的采访蜂拥而至,也成就了JT如今身为一名城市观察者的身份。


《永远的上海》是JT Singh为上海拍摄的第三部纪录短片,与之前他所拍摄的两部短片相比而言,这一次他不再将镜头聚焦在流光溢彩的上海景致,因为他想要展现的不只是中国飞速发展下,城市蓬勃扩张的“野心”。“我想抓住一些比公共建筑、摩天高楼或者任何城市主干道都更‘柔和’的东西,比如人、弄堂、一些有本土的风情的事物,尤其是标志性的石库门社区中人们的生活,在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中,你能感受到一种迷人的上海情调,”他说,“是这座城市中的人文元素才让上海变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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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调若刻意伪造出教科书般的情境扮演,那么就必然乏味三分,所以,Singh为了在三分多钟内完整地展现上海人真实的生活群像,他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两周的时间,每天都实地走访拍摄地点,才积累出了海量的原生态素材。


正如同他在自己另一部短片《行走上海》中所拍摄的那样,Singh观察城市的方式很简单,也很粗暴,就是不断地“行走,行走再行走”。在市中心面积就有660平方公里的上海,他这种近乎愚公移山的精神也源于他是个热爱在行走中探索城市的人。“当我在城市中行走,我会从不同的层面去思索和观察城市的各种现象:经济、文化、政治、历史、城市化进程,甚至是新兴科技是如何影响着城市的未来”,他的这种特殊的步行情结也令他跳出短影片制作人的固向思维,站在城市学家的角度去考虑更深层的问题,“只有当你用一种看待复杂有机体的目光去穿越城市、理解城市,你才会切身体会到这座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在如何思考,如何行事,如何体悟,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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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为了《永远的上海》行走于上海巷陌间,Singh和他的团队也不避讳走进普通百姓的家,去捕捉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形态。Singh说,这样的摄制过程还加深了他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感情。他称片中那位开怀大笑的可爱老太太是他的“上海奶奶”,他们在拍片的半途中谈笑起来,而且光用肢体语言就聊了近一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没想到“上海奶奶”出人意料地用几乎完美的英语和Singh说,“记得下次有空再来看我”。对Singh来说,这就是老上海石库门存留至今的魅力—不是对建筑的美学探讨,而是街坊邻里间不设防的亲密关系,在家长里短中轻松又简单的人际关系。对于忙于两点一线的现代人,充斥梧桐树下的林荫道、弄堂里的石库门、琴声棋声洗菜声的画面已在他们的回忆中渐行渐远,这也恰恰是Singh极力想要传达给都市和都市人的讯息—城市的温度源于那些世俗却美好的瞬间。 就好比一切伟大的历史进程从来都离不开对人性的密切关注,而这样的想法,不论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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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JT Singh

多媒体艺术家,全球城市学家。创作有《探寻平壤》《永远的上海》等知名城市宣传片。同时也是为政府提供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议和问题解决方案的互动平台City of Humans的创始人之一。


匠人之心


在一个绵绵细雨的早上,我依约来到周朱光的瀚艺旗袍高级定制工坊。很难想象门面如此不起眼的工坊,内部却别有洞天。走廊的半面墙上挂满了老照片,照片里的人们着装讲究,右下角总会署上“民国”的年份。扭头往左边是茶厅,这里的旗袍琳琅满目,无一不闪着别样的华丽光彩。周朱光将一件旗袍小心翼翼地取下并放在我的眼前,细看下,针脚密密匝匝,均匀有致,刺绣的部分精细而复杂,不是一般成衣旗袍可以比较。“这件旗袍是诸宏生老先生指导所做。他做了八十多年的旗袍,技艺的底蕴,你仔细看便可辨真章。”周朱光微笑着继续说道,“现在他的眼神依然很厉害,偶尔还会做做‘量尺’。”说完,他伸手摸了摸手里的绸缎,手势轻柔,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惊走这只金尾凤凰。“那您是如何认识诸宏生的呢?”我问。那画面像是突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他轻轻地挂好旗袍,慢慢地将一段近乎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故事娓娓道来,眼神中带着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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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精神


周朱光生于裁缝世家,在遇见诸老先生之前,一直是当时上海成衣旗袍最大的出口商,生意如荼如火。1998年,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周朱光认识了年届八十的诸宏生,当时诸宏生很坦率地对周朱光说:“要做旗袍就要做高级定制。”一语惊醒梦中人。周朱光很快成立了瀚艺高级旗袍定制工坊,并在诸宏生的指导下,广纳精英,一步步找回中国旗袍本身固有的工艺,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誉。与此同时,周朱光通过发起上海服饰学会“上海旗袍高级定制”项目,而推动了中国旗袍在国际上的传播,影响深远,其原因是受到诸宏生的一段话所感染:“诸老先生曾说,国技的传承,在我们老一代这里不能停下来。他曾经历过一段此起彼伏的岁月,所以他非常清楚我们这个年代缺少的是什么—匠人精神。”周朱光出神地说道。诸宏生在去年获得了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终身成就奖,对他来说,这个奖来得有点晚,却是实至名归。生于1918年的诸宏生以旗袍生涯写就的传奇人生,从16岁那年被父母送入爱文义路( 今北京西路)的朱顺兴裁缝店做学徒开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习得一门技术活儿是生存的必要,他也因此和旗袍结下了近一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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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就是自己


学徒时期,年少的诸宏生跑外勤是常事,磨得他的性子静了,便开始练习基本功夫,接待客人、量身、设计、款式选定与试样等等,以及整个缝制成衣的过程。做旗袍有它的特殊性,也是匠人的一股倔性在里面。手艺从来不能一挥而就,需要时日的浸润和累积。在对抗日复一日的枯燥之时,诸宏生还需要为更熟练工艺的过程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去反复练习,制作一个小小的盘扣一做就是三个小时,汗水顺着鬓角流下来也不察觉。只为师傅说的一句:作品就是自己,将不好的作品拿出来给客人,是一种耻辱。


岁月打磨出精湛的技艺,出师后的诸宏生在自己22岁那年为著名黑白片影后胡蝶做了一袭镂空蕾丝材质的旗袍,细节之考究,样式之精美,瞬间令他名声大噪。当时的他也不曾想到,这身旗袍会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在纽约大都会展出,向国际友人们展示中国的气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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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名气的高涨,诸宏生有了许多为社会名流量体裁衣的机会,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诸宏生加深了对旗袍的理解,也总结出了他的个人经验和品位,他发现:将旗袍的腰线提高可以遮掩腹部的缺点,降低腰线则可以将女性的曲线勾画得更玲珑……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整个民国阶段,那是属于整个上海的黄金时代,也是属于诸宏生的黄金时代。广告业的日渐壮大,为旗袍也做出了很大的推广。宾客如云的裁缝店里人头攒动。不管周遭如何地热闹,诸宏生的内心是平静的。他心无旁骛地专注在每一个制作环节中,事事亲力亲为,做一件绣花旗袍就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或许是固执又缓慢的劳作,在其背后所隐含的是对技艺的一种坚持和完美的追求。这可能不是理所当然,却是必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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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上海的黄金时代告一段落。诸宏生并没有离开旗袍制作行业,虽然旗袍的制作范围随着民国的结束而开始缩小。相反,好的手艺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为他巩固了个人品牌,纵使一些客人移居海外也会想方设法求得他的一件定制旗袍。


周朱光说:“对诸老先生而言,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做上一辈子,真的够遂心快意了。”时光荏苒,诸宏生转眼到了60岁,身边的同行大部分都退休回浙江老家颐养天年了,而他却欣然答应原来的国营单位的返聘,回去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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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9岁的诸宏生老先生的旗袍人生之精彩跨幅度很大,他不仅仅亲眼见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的风华年代,也在这八十多年见证了整个旗袍工艺制作的演变历史。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依然是—“我们要保留自己最珍贵的和引以为傲的民族之美,在不同年代的各种变数中,继续将这旗袍工艺传承下去。”


▲关于周朱光

生于1963年。自1995年始任“设计与艺术总监”至今。领导公司设计团队研发“戏剧龙袍绘制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代传承人,并2014年成功申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获得政府批准。


▲关于诸宏生

生于1918年,被誉为“上海最后一个裁缝”和“百年上海的传奇人物”。被授予“海派旗袍文化名人”及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高级定制“终身成就奖”。


城市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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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听王唯铭说上海》自2016年5月在喜马拉雅FM上线半年,播放量已逾45万人次—毕竟,有些人即使买了书,也可以将其束之高阁。但若他能点开播音电台,花近一刻钟的时间去聆听这些上海的陈年往事,那么,这些故事或许能够从印刷载体上走进他的心中,多多少少地激荡起一些波澜。至于这样的效果究竟是不是知名作家王唯铭所预期的,使他将兴趣延伸到了新兴媒介上,我们或许可以猜想,但这远不是重点。


上海极度的繁华背后,时间长河是如何推进了这雄伟的建成?义正严辞的历史叙述背后,流落了多少坊间才能听到的秘辛?那些伟大的上海建筑里,曾发生什么,正在经历什么,它们又要往哪里去?几十年来,为了追寻这些答案,王唯铭一直在扮演着那位孜孜不倦的行动者:直截了当地引经据典从来不是他的风格,去往现场,观察,并且追问,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执拗正是他流淌在字里行间的血液。如果用更诗意、且更确切的话来说,他实为一位“城市的狩猎者”,对此,他如此解释:“我的一切书写都不是来自书房,它是运动的产物。”这使得他与上海许多作家明显地区分开来。而王唯铭通过建筑发掘上海故事、叙述上海故事的热情,若非你亲眼目睹,绝对是难以置信的。因而,这也是他“王唯铭式”文字风格老少通吃的原因—老一辈人在他的字里行间寻找共鸣与亲切感,年轻人则从他述说的上海往事中寻求归属感,乃至向明天前行的勇气。就像陈保平为王唯铭《与邬达克同时代》作序时所说,王唯铭的文字“有悲愤的呐喊,但很少忧郁与感伤”。如果要用千禧一代的词汇去理解,王唯铭笔下的上海故事,是正能量的,是“治愈系”的,甚至,还是热血的。


我的上海建筑叙事

特约撰文:王唯铭


还记得那个有些遥远的1966年,上海之夏的那些傍晚。晚饭后,我常常会沿着五米宽的瑞华坊主弄,向弄堂的北口走去。在那里,等待我的是被茂密梧桐簇拥着的复兴中路。当我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石库门的红砖墙,墙上的口号至今还令我印象深刻—“好男儿志在四方”。


谁是好男儿呢?四方又是哪里呢?我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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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再一一走过位于黄陂南路、马当路、淡水路以及重庆南路的长城电影院、诸圣堂、花园公寓和重庆公寓。在复兴公园门口的一侧,我会停下脚步,身子倚着斑驳一地的梧桐,踮起双脚,隔着马路向对面张望。映入眼帘的是那布满鹅卵石的高大围墙,以及高出围墙不止一截的花园大洋房。


重复一下,是花园大洋房,它与我曾居住的空间截然不同。


在我幼时生活过的红砖墙瑞华坊里,虽说底楼的抽水马桶确是显得比复兴中路那边的天河里高出些许个“档次”,但这与那些花园大洋房相比,却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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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11岁。因受石库门里的“启蒙导师”尤大包影响,我读到了艾伯特· 马尔兹的《短促生命中的漫长一天》,也读到了现代文学之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过,不是《罪与罚》,而是那部《白

痴》。那是一部给我少年生命以强烈震撼感的作品。也因此,被打开了写作的想象之门的我,会在那些日子里,隔着马路,反复打量竖立起根根烟囱的花园大洋房。我狂热地想着:那里应该有大大的铸铁浴缸吧?那里应该有到了冬天便会冒出滚滚浓烟的壁炉吧?


我幻想着在那些充满魅力的上海大洋房里可能出现的人物或产生的故事。也是从那时起,我越发好奇于上海的建筑空间,也让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做起了少年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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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每每推开家中四楼的后窗户,让目光自由放任地向前投去—除了“叽叽咕咕”不停的鸽子,还有那视野中连绵出现的红色坡屋顶。而在似乎遥不可及的“天际深处”,则是一幢鹤立鸡群的大楼。它,深灰色调,伟岸地出现在了1970年的上海天空下,它就是上海人口中“羡慕忌妒恨”的“24层楼”!


我家隔壁邻居刘姓大菜师傅在那里工作,也因了这份工作而在瑞华坊第一横弄倍受尊敬。他在第一横弄口,有时会兴致盎然地谈及“24层楼”。而躲在人群背后的我,竟也牢牢地记住了他嘴中的大楼轶事:法国来宾,即使是成年人,竟可以当着父母的面赤裸着身子。非洲客人呢,夏天睡觉,会吩咐服务生拿来一台华生牌电扇,对着脑袋一夜吹个不停。这些发生在当年上海最高的“24层楼”中的奇闻异事,曾是上海“最高档生活”的见证,是只有大老板或真正的小开才开销得起的。当我独自遥望“24层楼”时,刘大菜师傅的说法常会不经意地萦绕在我耳边,它们加剧了我的幻想,我甚至幻想着某个小开,譬如我们瑞华坊的尤大包,在大楼舞厅里“蓬嚓嚓”地跳着交谊舞—上海不同生存空间中的不同人物被我在内心深处勾勒出了一个多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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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进入了80年代,我也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对于种种童年记忆中场景的“调查”:


自我出生一直陪伴我到准中年时期的瑞华坊,在建筑意义上属于第三代石库门;幼时的我反复走过的复兴中路,在旧时上海,叫作勒菲德路;而逐一走去的黄陂南路、马当路、淡水路、重庆路,分别被叫作贝勒路、马浪路、萨坡赛路与吕班路,它们全是1914年法租界西进运动的结果;复兴公园便是当年的法国公园;我反复眺望的花园大洋房,近日叫作思南公馆北里。


而所谓的“24层楼”,是上海鼎鼎大名的国际饭店,它的设计师,便是在上海留下了惊艳传奇的拉斯洛· 邬达克。这个在1918年的秋天来到上海的前奥匈帝国中尉先生,不可思议地在1934年造起一幢高达83.7米的大楼,它的高度“统治”了远东整整半个世纪,钢材重量达到1200吨,当年工部局也为此唏嘘不已。


常常有人会问我,你为何会如此持久地关注着上海建筑?又为什么如此执着于上海建筑的写作和叙事?或许正是发生在我的童年、少年的那些往事,它们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激烈地勾起了我的想象,并在有意无与意之间,诡异地内化成我对自身、对他者的追问。没错,这追问仿佛成为永恒:上海的石库门究竟发源于什么年代?上海的花园大洋房又缘于什么社会因素而建成?在上海的这部由微不足道的小县城而逐渐凤凰涅槃成世界第七大都会的这个大历史中,在上海的建筑空间如生命般逐渐成长的这一嬗变中,又凸现了人的何许欲望、野心和梦想?换句话说,有哪些人,在上海这一路大变迁中,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或者,与曾经的荣耀建筑一起被时间无情地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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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己的幸运,持续地表述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这一路的建筑历程,使我有幸与时光作着对话,还有幸触摸着历史的脚踵。时光多么无情,历史多么严酷,有多少杰出或渺小的生命在时间魔盘的永恒转动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唯有建筑,超越着一切而留存了下来,它仿佛可以不朽。至少,它有着比渺小而傲慢的人类更长久的生命。


▲关于王唯铭

1955年生于上海,王唯铭曾著《欲望的城市》《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以及《上海七情六欲》等多部文学作品,广受读者好评,因此被誉为“城市狩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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